【学林人物】 一、其人其学 周庆生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1977年郑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攻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社会语言学方向)研究生，198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专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 该所是我国民族学、语言学研究重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启动了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民族文字创制改革工作，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当时一批著名语言学家如傅懋勣、王均等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为中国民族语文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他们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注重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周庆生师出王均先生门下，继承了师辈热爱民族语文事业、重视语言调查的学术风格，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曾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主任。他从2002年开始担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4年至2008年期间任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兼《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主编。2012年9月开始担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其他学术身份还有：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当代中亚文献资料翻译与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副会长，等等。 周庆生在长期科研中特别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动态，积极与世界同行的交流合作。1991年应邀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完成了“世界的书面语(中国卷)”和“世界诸国的语言构成(中国部分)”中15种语言的文稿审译及编辑处理工作。1998年5月赴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语言学研究院讲学，介绍中西方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001年5月获得加拿大政府“加拿大专项研究奖学金”(SACS)的资助，赴加拿大11所大学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2003年10月，获得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中国访问学者基金”的资助，赴该院讲学并进行合作研究。2007年8月至11月中旬，受香港城市大学之聘，在该校从事语言规划研究。 周庆生在语言状况、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文化、双语教育、语言传播等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厚成果。其中代表性著作有《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其他合著或主编论著有《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世界民族·种族与语言》《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Language Change and Ecology》《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20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其中有近20种发表在国外的英文刊物上。他的学术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重要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调查研究，关于中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 二、立足民族，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调查研究 周庆生早在求学时期就深入到民族地区开展语言田野调查。他受国外人类语言学启发，借鉴罗常培、傅懋勣等前辈语言学家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经验，同时吸收了新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傣族的亲属称谓现象进行细致调查研究。《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一文运用义素分析法，精细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的语义成分和民俗分类。《傣语亲属称谓变体》(《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描写语言学、社交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中的从佛称、还俗称、等级称、从孩称、父母称、亲称以及泛称等13种称呼方式，有些为前人所未及。发表在印度《东南亚评论》(1993年第1-2期)的英语论文《傣族亲属称谓的人类学透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阐释傣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亲属称谓的影响。他还以傣语亲属称谓为例总结了人们日常语言交际的变体模式，分析亲属称谓、人名的等级与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构功能关系。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对微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研究的案例。 另一方面，周庆生对中国民族语言状况的全局有总体性的认知把握。他的专著《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运用中国·加拿大合作项目(他本人是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之一)提供的原始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语言状况，构建了国家语言状况分析模式，系统描述了我国多民族语言的状况，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和主体性特征；在运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统计、结构功能分析以及跨文化比较等方法，分析了语言文字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教育、心理、交际、传播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系统梳理了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体系。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他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从语言结构、语言比较、语言接触、语言社会等方面，对藏缅、苗瑶、侗台、南亚、突厥、蒙古、满-通古斯等语族(系)的主要语言进行了研究。此外，他还对德宏傣族双语社区、内蒙古双语教学、朝鲜语区语言保持等区域性、领域性的语言生活进行过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又称人类语言学)成长的土壤。他详细梳理了百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2005年)，主编出版了该领域的两部论集：《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和《人类语言学在中国》(戴昭铭主编，周庆生副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者遴选了近百年来发表的有重要影响的33篇论文，从社会变迁与语言演变、语言与民族文化史、语言与民族、民族语义分析、社会文化中的语言、语言变化等方面展示了中国人类语言学的发展面貌；后者则以2005年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窗口，反映了该学科在理论与方法、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濒危、语言与文化、语言史与文化史、语言田野调查、语言政策与规划应用等方面的新进展。 周庆生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心系国家，阐述中国语言规划经验和语言政策内涵 周庆生所关注和研究的社会语言现象不限于少数民族传统语言生活范围，他还对诸如媒体用语、城市街区名称、奥运会语言环境等现代语言生活进行了研究。在2005年主持国家语委“十五”科研重点项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时，周庆生率先倡导并负责主编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这是国内外分析并预测语言生活现状的第一部年度报告，也是国家语委发布的第一部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 该报告分析了2005年度我国语言文字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使用现状，介绍了普通话推广、城市语言文字评估、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跨省区协作以及科技术语等方面的工作绩效和进展，探讨该年度语言使用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映社会各领域语言生活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预测了语言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对策建议，为国家及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和规范标准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为专家学者研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活动态提供参考。之后他连续主编出版了7个年度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凝聚了一批研究力量，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中国学派——语言生活派的诞生。该皮书的英文译本由著名的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一个成功案例。 少数民族文字的创新和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语言规划的重大工程，周庆生研究了这一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并以黔东苗文、德宏傣文、规范彝文以及新疆、内蒙古的民族文字为个案，研究了民族文字创制、改革的历史过程与实践经验。在语言政策研究领域，他很早就注意到中国语言政策体现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 后来在《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2013年)一文，从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视角，从显性政策和隐性政策的维度，系统描述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发展脉络，认为主体性和多样性是中国语言政策的总原则。这个语言政策在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相比颇具特色，在国家层面实行国家通用语言制；在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不同情况和需要，分别实行双语制、多语制或单语制。这个研究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语言政策进行阐释，回应了国外学者对中国语言政策的误读，显示了本土学者的学术话语能力。 他还在《西藏新疆语言法规比较》(2006年)中比较了西藏和新疆在语言立法上的异同，认为这两地语言法规的立法依据和基本原则大致相同，但在立法目标、宗旨取向、语用模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差异。西藏的语言法规确定了藏汉两种语言在全自治区的使用领域，是中国第一部旨在保障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发展的正式法规。新疆的语言条例规定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多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是中国第一部旨在促进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繁荣, 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正式法规。 他还在《教育语言政策嬗变：海峡两岸比较》(载《双语双方言》，汉学出版社，2002年)中比较研究了海峡两岸在语言教育政策上各自的特点。海峡两岸在教育语言政策思想、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产生的方式以及推行通用语教育或共同语教育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各具特点：大陆的“双语教学”主要指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而台湾“母语教育”中的“母语”，既指闽南话、客家话，也指原住民(少数民族)的语言；大陆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双语教育体制已经相当完备，而台湾的“母语教育”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台湾的语言教育政策还与执政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紧密关联。 这些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显现出周庆生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诚挚的家国情怀，对于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做出了贡献。 四、放眼世界，国外理论方法引介与中国学术话语表达 周庆生先生在与国际学术同行交流中特别注意学习借鉴先进的理论方法。他在加拿大访学期间广泛收集了一批重要研究文献，后来主编出版了两部重要语言政策和规划的论著。《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2001年)是目前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所收文献最全的一部有关国际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资料集。《国家、民族和语言：语言政策国别报告》(语文出版社，2002年)，则是一部囊括了世界五大洲二十几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国别报告集，重点研究了国家利益与国语及官方语言问题、国家主体民族语言的规划与传播、国家双语政策、国家多语政策和国家“统一多样”语言政策等。这为我国语言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国际参照和科学借鉴。 周庆生在学术研究中还注重国内外比较分析。他在《中苏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比较》(2002年)和《文字改换与社会政治变迁：中苏两国中亚地区透视》(2005年)两文中，详尽分析了中国和前苏联在少数民族文字工作中的异同，颇有见地指出：创制或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形式，主要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新创制或改革的文字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字系统设计得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之外的社会诸因素，特别是民族关系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往往成为文字创制和改换的推动力，文字事件跟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文字符号系统往往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标记。 周庆生还在国外的英文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我们语言状况、语言保护、语言认同、语言政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情况，也是一定程度上宣传介绍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成绩，在国际学术界传扬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