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钱老师的教法依葫芦画瓢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20世纪　80年代，钱梦龙老师是一个美丽而神圣的传说。我读他的文章，像是在听一位高居云端的智者谆谆教诲。

不仅仅是“听”，我还做，照着钱老师的教法依葫芦画瓢——自读呀，教读呀，复读呀，包括让学生写自读笔记，等等。当时，我一个小伙子这些在周围不少人看来颇为“标新立异”的做法，其实都打上了深深的“钱氏烙印”。1985年，我在一篇稚嫩的文章中这样介绍我的阅读教学：“每学一篇新课文，首先不是由我交待学习重点，而是让学生就课文提问，越多越好。如学《故乡》一课时，全班学生就课文共提了82个问题，有的涉及思想内容，有的涉及写作手法，有的只是涉及对某一字、词、句或标点用法的理解。学生一旦提问，就已经处在主动求知、积极思维的状态中了。围绕‘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提问、钻研、讨论、争鸣、释疑等，无不体现了口语训练、思维训练与阅读训练的和谐统一。”这做法，不就有着鲜明的钱梦龙的“范儿”吗？

他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的广博胸襟

直到2003年的11月我才第一次见到钱老师。那好像是一次什么会议，出于对心中圣人的崇拜，我和钱老师只是礼节性地简单寒暄了几句。次年的5月初，我和钱老师再次相逢于浙江永嘉，这次我有幸在宾馆房间里与钱老师有了时间不算太长却还算比较深入的交谈。

但我们基本上没有谈语文教学，我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我实在感到，就语文教学而言，我根本就不能够和钱老师在一个平台上对话。我和钱老师交谈的话题，更多的是社会，是时政，是国内形势，是国际风云……从钱老师的谈吐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的广博胸襟，拥有一颗心忧天下的赤子之心。他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同时也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气质。他谈到了他的右派生涯，谈到了1957年后一连串的政治挫折。我感慨道：“如果没有这二十多年的蹉跎岁月，您将为中国语文教育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他却淡然一笑地说，恰恰是生命旅途中的这些挫折，才使他变得稍稍成熟了一些。在他心目中，个人的命运比起民族国家的命运永远是第二位的。钱老师豁达、宽厚、虚怀若谷，谈及这么多年来围绕他学术观点的一些争论，他仍然是淡淡一笑。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改革，并共同期待着百年多难的祖国早日迎来“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繁荣”的一天。

“我和镇西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

那以后，我们通过电子信件保持着联系与交流，互通一些共同关心的信息。我常常从钱老师给我的一些信息中感受到了窗外的世界，也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走向和人类进步的潮流。钱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和镇西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和钱老师的友谊与一般朋友间的交情相比，更多了一份心灵上的共鸣吧。

真正和钱老师面对面集中聊语文教学，是2010 年3月我请钱老师来我校讲学期间。那天，我请钱老师在成都郊外的洛带古镇老茶馆里品茗，话题散漫，随兴所至。钱老师说他很喜欢成都的“慢生活”，然后解释说，所谓“慢生活”的“慢”，不只是速度的快慢，而是一种悠闲的心态，从容的气度。

话题“漫”到了语文教育。钱老师谈到他以“三主”为特征的“语文导读法”的由来。他说，这可不是短时间纯理论的演绎推导，而是自己几十年课堂耕耘、“田野研究”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晶。我突然想到钱老师所欣赏的“慢生活”。这不也是一种“慢”吗？几十年的实践、思考、提炼，最后形成的成果，不过就是十多个字：“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比起现在某些专家动辄就“第一个提出了”什么什么，“国内率先”什么什么，“填补了中学语文教育界”的什么什么……钱老师“三主”的诞生，实在是太慢了。

“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

钱老师成长与成名的过程也很“慢”。现在有些渴望成长的青年教师总是期待着别人来“培养”自己，所谓“培养”就是“搭建平台”呀，“提供机会”呀，等等。我总是告诉他们：“没有谁能够培养你，能够培养你的只有你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我总是给他们讲钱梦龙老师的经历。在我看来，钱老师几十年从一个青年人成长为杰出教师，堪称励志典范。

初中毕业，却做了高中教师，最后竟然成为语文教育的大师。这是谁培养的？当然是钱老师自己。钱老师曾经给我谈他小学初中是如何留了四次级的，谈他为什么没有读高中，谈他如何初登教坛便崭露头角，谈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仅仅因为给学校教务主任提了点意见便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谈他在逆境中是如何坚守内心的理想和信念……他1979年“复出”时，已经48岁了！黄金年华交给了动荡不安的岁月。然而，他执教的一堂公开课《愚公移山》却反响强烈，引起轰动。钱老师因此破茧而出——第二年年初，他便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而当时他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被“改正”。这不能不说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