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次来上海，都为龟兹的活动。上一次在青浦，2019年年底，参加龟兹研究院徐永明院长带队的“丝路遗韵·五彩龟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展”开幕式。你可以想象：青浦的老太太努力念出“归滋”的读音时，被刚刚经过龟兹文化培训的保安纠正作“秋词”时的尴尬。“龟”“兹”这两个毫不搭界的汉字纠缠在一起，而且还不是读各自原来的发音，真是令人郁闷。这一次，是在郁金香开遍沪上的早春二月，参加中西书局召集的《龟兹石窟题记》出版座谈会。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古国，两千年以前，它就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而被历史著作所记录。两千年以后，这个改变了“龟兹”二字现代汉语正常读音的地方，早已留在了历史深处。我们一直用相对丰富的汉语史料力图打开龟兹历史的大门。譬如19世纪末期（1879年），在古代龟兹王国北境发现的刘平国碑，寥寥百字，与传世资料互相印证，让我们解读出不少古代龟兹王国的秘密。汉语史料关于龟兹记载的丰富性，也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在西域的重要影响。但是，汉语毕竟不是古代龟兹王国的通用语言，借助于汉语史料，我们只开启了这个神秘国度大门的缝隙。现在，以释读龟兹语为主要内容的《龟兹石窟题记》，则推开了进入古代龟兹佛教王国秘境花园的半扇大门。

龟兹语是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古代龟兹王国居民使用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老语种，这种语言直到上世纪初1908年，才由两位德国的梵文学者西格（Emil?Sieg）和西格灵（Wilhelm?Siegling）根据西方探险家从龟兹本土带走的残存文献，发表了首次解读成果，成为开启焉耆语和龟兹语解读的破冰之旅。彼时丝路北道上的两大绿洲王国焉耆和龟兹使用的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分别命名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而在中外前辈学者开创的龟兹语研究领域里，仍然存在于古代龟兹王国境内大量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还大多没有得到解读。《龟兹石窟题记》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皇皇巨著的龟兹语研究成果。它第一次全面清理了龟兹石窟群中七大石窟寺的700多条题记，以及龟兹研究院收藏的木简、经籍残片和陶片陶罐上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解读对象以龟兹语为主，而又兼及梵语、据史德语、回鹘语、粟特语等古代胡语，在龟兹佛教和世俗社会历史的多个方面，为学界带来了大量新资料。在龟兹石窟运用图像学、建筑学、考古学等方式获得丰富研究成果之后，这是第一次，龟兹石窟用大量遗存的以龟兹语为主的语言方式，告知我们蕴藏在石窟遗迹下一个绿洲王国曾经的历史记忆。

存在于古代龟兹王国境内大量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大多一直未得到解读。《龟兹石窟题记》第一次全面清理了分散在古称龟兹东西川的河谷地带96平方公里荒山之中七大石窟寺的700多条题记，以及其他部分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图为石窟中所需释读文字的线描示意图。

作为参与者，我亲历《龟兹石窟题记》成书的全过程，十年多来，对这本书感性的认识超越文本本身。2009年5月，我还是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从乌鲁木齐迎接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率领的三位同学，乘车穿行800公里的路程到达库车，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才进入实质性阶段。从那时起，直到2020年年底触摸到《龟兹石窟题记》样书封面，这趟“旅程”终于结出硕果。

这本书代表着中国学术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让我充满感念。首先让我感念的，是龟兹石窟的守护者们。龟兹研究院管辖的石窟寺，分散在僻静的古称龟兹东西川的河谷地带96平方公里的荒山之中，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在艰苦的守候中与现代都市生活失之交臂。在交通日益便利、破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守候，使石窟遗迹依旧完好。那些最为脆弱的石窟题记，在人为和天然的侵蚀之中，能够跨越千年，在《龟兹石窟题记》中得到释读，题记中对于石窟寺精美的线描图像和精确的物理描述，使得历史语言学的文本受益于考古、艺术、历史、文献等学科，这完全仰仗当地研究人员长年的全面调查与忠实记录。

为了龟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政府和文物部门也竭尽全力。譬如，为相关研究人员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安排了住房和冬季从事研究的场所。但冬天一过，他们又扑向了大山深处的石窟群中。这种奔波的生活，像转场的牧民，像迁徙的候鸟，毫无疑问影响了子女的入学和对于家庭的照顾。因此，《龟兹石窟题记》这本书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是对这些大山深处的守候者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