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天开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彭华教授的蜀学研究新著，主要特色为承接蜀学成果，跨界研究蜀学，梳理“民国”蜀学，多有蜀学新论。

蜀学素来以文史见长，其在哲学上是既有“深玄之风”，又为“玄而不虚”；其在史学上既有“文献之传”，又是“通观明变”；其在文学上既有“表仪一时”，又为“领引风气”。

彭华教授认为，蜀学应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进行考查。因此在新著中，将“巴蜀学术”的要义界定为三：一是“巴蜀之人“的学术；二是“巴蜀之地”的学术；三是与“巴蜀之学”的相关学术，既以“巴蜀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在方法是述与论结合，并且述多与论。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是承继启新，所考察的中心时段为1912年-1949年，然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新著中又出于考察的必要与写作的需要，又“有时上溯至晚清时，有时下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因此，从时段的设置，可以窥探出著者承继启新的学术态度，既有恪守，亦有逾越。

新著的承继启新，主要表现在著者对于蜀学研究多年以来深植深耕，兴趣盎然。如曾有对蜀学综合梳理的专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又有对“民国”蜀学领军人物的《一代名流谢无量——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与蜀学因缘》《贺麟与蜀学——关于现代蜀学的梳理与思考》等专论；还有“民国”学术大家对蜀学影响的考察，如《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王国维与巴蜀学人》的研究。《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正是著者在自己的扎实学术研究基础之上，而系统地探究“民国”时期蜀学存在状况与特征。另外，著者亦精当地借鉴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刘复生等合著的《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党跃武编纂的四川大学校史文化系列、岱峻的《发现李庄》等等。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承继启新，还有表现在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上，既推陈传统领域，又着重出新了“民国”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学术时风。在“第一章旧学与新知：由近代转型到走向繁荣”，在呈现“学科与成果”时，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近代四川研究小学的学人，“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受张之洞影响的尊经书院学子群体，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张森楷、刘光谟等；二是受章黄学派影响的学人群体，如赵少咸、李植、殷孟伦等；三是本土自产的学人群体，如向楚等。”

又如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著者主要梳理出郭沫若的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研究，并评论道：“郭沫若虽然因治学善变而不免为人所诟。但他关于卜辞、铭文的考释，却‘为有关专家所推许'。”这样的评价可谓是中允的。

在文字改革方面，有从1933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玉章始终把提倡汉字改革与普及大众文化和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致力于提高文字在劳动群众中的交际和表达作用。以此可以见出蜀中学人对于汉字改革的全国性的贡献与影响。

在四川方言研究方面，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慎仪的《蜀方言》，至1930年唐枢的《蜀籁》，再到1947徐德庵的《蜀语札记》，最后是杨时逢1949年后的《成都音系略记》《四川李庄方言略记》《四川方言声调分布》《四川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的语汇》《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专著专论，此外还有唐幼峰的《重庆方言》、赵熙总纂的《荣县志》与向楚总纂的《巴县志》里关于四川方言的考察与论述。如此梳理出“民国”时期巴蜀学术对于四川方言研究的清晰脉络。

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方面，四川蓬安人藏学家张怡荪从1928年“萌发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于1985年《藏汉大辞典》终于出版，被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论为“在各方面都超过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

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著者提纲挈领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巴蜀史学，大致可以一分三：一是固守传派的旧派，注重史料的收集，史志的编纂、史书的校勘、方志的修纂等 ，以宋育仁、张森楷、向楚等人为代表；二是吸纳西学（新学）的新派，以新的理论与观点审视中国历史，以新的方法与手段研究历史文化，以郭沫若为典型代表；三是熔铸新旧、会通中西的融会派，以蒙文通为典型代表。”并以四个人为例，做了论述。如此可以看到著者是将“民国”时期的巴蜀学术的史学研究的考查，置于“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进行分析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