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频率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民语人才培养机制，锤炼出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硬的工作队伍。

·拉祜语播音员张娜给、胡玉英在拉祜族村寨采访·

目前担任民族频率西傣语部监制的岩甩冬，依然清楚记得16年前刚入行那会儿的“痛苦”。

每天早上，民族频率下设的5个民族语部都会收到汉语采编部从当天报章杂志上摘编好的汉字新闻稿，5个民族语部的首要工作就是把汉字稿译成民文稿，以供下午节目播音时使用。迄今为止，这仍是民族频率的固定工作之一。

当时作为新人的岩甩冬，每天不停在汉语文字稿与西傣语文字稿之间游走。尽管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西双版纳傣族，大学里所学的专业也是西傣语，但翻译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却还是深深难住了他。“汉字稿的意思我完全能理解，但究竟该选择哪些西傣语的词汇去翻译它，我脑袋里时常是一片空白。有时候，翻译会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做民语广播的料。”

岩甩冬曾遇到的问题绝非孤例，实际上，它是每一个民语广播人职业生涯中首先需要突破的第一道关卡。

广播是声音的传播工具，从民语播音员口中发出的声音是否标准流利并与大众理解能力相契合，直接决定着节目在听众中的传播效果。因此，不断提升自身的汉语与民语互译能力，向日常的听说读写“零障碍”奋进，是民族频率每个员工许下的目标。

“所谓翻译，实质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正确完整地表达一遍。对于民语广播人来说，要做到在两种语言间实现互译，就必须既通晓汉语，又谙熟民语。”就像当初前辈们不厌其烦地指导自己那样，岩甩冬如今也会将民族频率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秘笈”教给每个新人：勤翻词典常动笔、善于思考多提问。

每天清晨，随便走进民族频率任何一个语部的办公室，你都能看到不停翻阅民语词典、认真书写民文的民语广播人的身影。在完成了各自的翻译之后，大家还会把结果汇在一起做详细比对，商讨出最终的翻译定稿。有时，为了把一个词汇翻译到位，同一个语部的同事会因为意见相左而吵上好几天，直到吵出一个大家满意的结果为止。

·民族频率全家福·

“如果对汉语意思理解不到位，便难以做到翻译上的准确，甚至闹出笑话。以汉语成语‘鸡毛蒜皮’为例，如果根据字面意思直接把它译成‘鸡的毛和大蒜的皮’，那显然是错误的，少数民族群众听起来也会一头雾水。”岩甩冬解释说，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丰富的词汇，因此，在做翻译时一定不能生搬硬套，而是应该在忠实汉语意思的基础上，用既符合少数民族语言习惯、又通俗易懂的词汇来翻译，让少数民族群众一听就能明白。“比如，汉语中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便可以用傣族群众所熟悉的谚语‘四个和尚，有佛爷的学问’来做对应的翻译，这样的话，傣族群众听起来就十分容易理解。”

除了做到准确和接地气之外，民族频率还在翻译上坚持语言词汇的民族化方向，既注重做好既有词汇的“挖掘整理”工作，又在涉及一些新鲜事物时做好翻译上的“推陈出新”。

“举例说，云南的傈僳族有60多万人口，大部分州市都有分布，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困难。”民族频率傈僳语主播王春告诉记者，为了让每个地方的傈僳族群众都能听懂民语广播，平时他们每出差到一个地方，都会认真做傈僳语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各地傈僳语的特点，并注意采用大部分傈僳族群众都能听得懂的词汇来做翻译。这也是民族频率各语部一直未曾间断的工作。

随着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生活用具和旧有事物已难觅踪影，与其相关的民语词汇也正在被人遗忘。鉴于此，民族频率工作人员常常会在外出采访时拜访村寨中的老人，请他们回忆这些词汇的正确读音与用法，继而试着将它们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使旧词“枯木逢春”。同时，针对一些以往生活中所没有的新鲜事物，工作人员在翻译时并非简单地用汉语借词一带而过，而是尽量采用已有的民语词汇去翻译它，以便新译出的词汇能尽快为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

“比如‘网络’，傈僳语里并没有和它相对应的词汇，但它又经常在日常会话中出现。我们对走访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把汉语的‘网络’译为‘J:DO:VDU’（傈僳语的意思是‘用电来发送信息’）。这样的意译傈僳族群众比较容易产生联想，知道所指的是什么东西。而现实中，大家马上也都接受了我们的翻译。”王春说，要做好民语翻译，必须经常深入到少数民族生活中去，通过不断学习来丰富自己的词汇储备，这样才能保证翻译出的文稿贴近群众生活、易被百姓接受，避免出现语言苍白无力或是生硬晦涩等毛病。